16年前，探尋生物進化軌跡，他獨自踏上地球“第三極”；

16年間，行程超過50萬公里，他收集上千種共4000萬顆種子；

16年間，櫛風沐雨，艱難處身先士卒，留名處卻又甘為人梯。

“世上有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于雕梁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這首著名的藏民族詩歌，是鐘揚為祝賀他的學生扎西次仁完成論文時特別為他朗誦的。一首詩念完，年輕人已經濕了眼眶。

作為一名植物學家，鐘揚把自己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奉獻給了西藏。鐘揚的一生，不正像那在高山礫石間綻放的藏波蘿花嗎？

留給未來豐富的基因寶藏

“一個基因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希望，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鐘揚經常這樣說。

16年前，鐘揚發現，我國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倒數第二的上海和北京，集中了約50%的相關人才，而排名前列的西藏卻很少，“青藏高原有2000種特有植物，那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

2001年，復旦大學承擔對口支援西藏的工作，為盤點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時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的鐘揚主動請纓來到高原。

“由于每一個種子樣本都要收集5000顆種子，由于遺傳之間的雜交問題，不同的個體和不同品種花粉之間有可能產生雜交，鐘老師就提出了兩個樣本空間距離不得少于50公里。”作為鐘揚培養的第一位藏族女博士，德吉始終牢記老師的叮囑。

西藏大學文學院黨委書記徐寶慧至今清晰地記得，有一次，鐘揚發現一種桃核光滑的毛桃，就摘了8000顆。“為了不損壞種子的完好度，他發動全課題組老師、學生啃毛桃，刷干凈、擦干、晾干、送入種子庫，那年夏天，他做了500個樣本。”

為分析巨柏在藏東南地區和雅魯藏布江兩岸的生長和分布情況，鐘揚和他的團隊整整花了3年時間，對不同的野生種群一一標記分析，將全世界僅存的、屬于西藏的這3萬多棵巨柏都登記在冊。

對收集種子這事，鐘揚總是輕描淡寫：“我只是想摸清我們的家底，總得有人知道有多少種子，它們在哪里。”他覺得，幾百年后，這些種子會給無數人帶來希望。

16年間，他為國家和上海的種子庫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

7年間，為盤點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尋找生物進化的軌跡，他追尋生命的高度，在西藏收集了4000多個樣本，1000余個物種，占到了西藏物種的1/5，儲存下了綿延后世的豐富的基因寶藏。

世界屋脊上的“鐘大膽”

西藏生態環境孕育了特有的生物資源，從海拔2000米一直到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它們不僅可做藥用，分布規律還體現植物適應環境的進化過程——越是氣候條件惡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價值。

16年來，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底，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不管多么危險，高原反應多么嚴重，只要對研究有幫助，鐘揚就帶領著學生一次又一次地走進那些最偏遠、最荒涼、最艱苦的地方。 “科學研究嘛，本身就是對人類的挑戰。”高原反應差不多有17種，16年間，每一次準備出發的水和食物時，鐘揚都會說：“我們也不能因為高原反應就怕了是吧？”

死面餅子加些涼菜和午餐肉，這些是鐘揚的野外佳肴，艱險的盤山路上，車輛一不小心就可能沖出路基，掉下懸崖；沒有水，就一連幾天不洗臉；沒有旅店，就裹著大衣睡在車上；大雨、冰雹從天而降時，就躲在山窩子里……為此，同事們送給他一個特別名字：鐘大膽。

2011年，為了采集到鼠麴雪兔子這一神奇的物種，鐘揚與他的學生扎西次仁和拉瓊一行，前往珠峰地區。“抵達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時，團隊并未如預期有所收獲，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還要繼續向著更高海拔地區尋找。考慮到鐘老師的身體，我們建議他留在大本營，由我們幾個繼續尋找，但鐘老師一口謝絕了我們的好意。”拉瓊清楚地記得，當時鐘揚堅定地說：“你們能爬，我也能爬，我要和你們一起去找。”最終，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北坡，團隊采集到了鼠麴雪兔子寶貴的樣品。

鐘揚患有高血壓，每次采集種子的途中，頭暈、惡心、無力等高原反應特別厲害，但他從不主動提起。“為填補全世界最大的種質資源庫中還沒有西藏地區植物種子的空白，鐘老師常出沒無人區，也常在海拔5000米的野外采樣。”德吉說：“一年至少行走3萬公里，僅收集種子樣本一項，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個，好多次看到老師疲憊的身影我就覺得心疼。”

雪域高原有了自己的“種子”團隊

鐘揚曾說“我想帶出一批博士生團隊，探索一種高端人才培養的支教模式，幫助西藏形成人才培養的造血機制。生物學研究是一場持久戰。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但我的學生們還在，他們早晚有一天會發現那顆改變我們國家命運的種子。”

在西藏大學，鐘揚招研究生，最重興趣，喜歡做植物學研究才會招。

威武的身姿、沉重的雙肩包、急促的腳步聲、爽朗而富有感染力的笑聲……這幾天來，鐘揚教授的身影一直浮現在西藏大學理學院教師德吉的腦海中。“鐘老師一生忙碌于事業，他的辦公桌上常常堆積著各種文件、一層層論文修改稿、正在攥寫或翻譯的書籍。”德吉說，為了使工作有條不紊，鐘揚教授會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列一個清單，每當完成其中一項工作時，他就會用剪刀把紙條剪掉。而德吉認為，鐘揚教授辦公桌上的事項清單是永遠剪不完的。

“只要鐘老師在西藏大學，只要時間允許，他就會親自下廚，他指導的每個研究生都吃過他做的飯菜。這不僅是為了改善我們生活，更增進了師生之間的情感。即便帶領團隊外出采集種子期間，鐘老師也常常第一個起床為我們準備早餐，大家一邊啃著饅頭、榨菜，一邊聽鐘老師講授科研方法。”作為鐘揚正在指導的一名藏族植物學博士生扎西次仁幾度哽咽，“鐘老師的隨身聽里，錄著滿滿的藏語學習資料……”

“鐘老師幾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學校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上了，他為雪域高原留下了屬于自己的‘種子’團隊。”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劉星說，“如果沒有這次意外，鐘揚教授28日就要到西藏繼續‘播種’了。”至今，鐘揚教授已為西藏大學培養了8名碩士研究生，獲博士學位的教師3名，其中2人已成為生態學教授、1人為副教授，在讀博士6名。

生命無常，然而，就算一切戛然而止，巍峨的喜馬拉雅一定會記得那個堅毅、敦厚的身影。

鐘揚走了，卻未曾真的離開，而是化成了藏波羅花，在雪域高原的高山礫石間自由綻放。（記者 王莉 廖云路 鄭璐 孫開遠）